9月25日上午，由中國城市規劃學會主辦，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城鄉規劃實施學術委員會承辦的專題會議二“規劃實施與管理：演變與發展”在沈陽新世界博覽館召開。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城鄉規劃實施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廈門大學建筑與土木工程學院教授、經濟學院教授趙燕菁以《存量規劃與城市化2.0》為題作特邀主題報告。

趙燕菁 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城鄉規劃實施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廈門大學建筑與土木工程學院教授、經濟學院教授

趙燕菁強調存量規劃不同于“舊城更新”，它是城市化的轉型。存量規劃不是轉型完成后的“城市更新”，而是轉型過程中的“城市再造”。不是空間要素的組織，而是一套新制度的切換。

城市化進程可以分成增量規劃和存量規劃兩個階段。二者階段不同，成本不同。在第一個階段，是一次性投資階段，常常會面臨資金不足的問題。所以關鍵是能不能獲得融資，為一次性成本融資，怎么把現金流變成資本？我國政府通過土地財政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因為遞減是未來收益的貼現，可以通過土地出讓將未來收益貼現過來，用未來的錢建設基礎設施。

在增量規劃階段，我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7年，城鎮常住人口從1.7億人增加到2015年的7.7億人，增長了3.5倍。城鎮化率由191年的0.74平方公里增加到2015年的5.2平方公里，增長了6倍。加上礦區，達到10萬平方公里。這足以容納12億城市人口，按13.5億人口計算城市化水平可以達到87%。

在增量規劃階段，經常性的投入會急劇增長，常常會資金不足。最關鍵的問題是能不能把資本變成持續的現金流？城市化的第二個階段是第一個階段的逆過程。這一階段對現金流的需求超過對資本的需求。如果不能成功地從一次性收益轉向持續性收益，城市化第二階段就無法徹底完成。

趙燕菁認為，現金流是我們判斷政策的基準。比如，在當前是否需要加大固定投入問題上，如果加大固投能帶來現金流，“4萬億”也不算多，不能帶來正的現金流，1元也過多；而在是否要鼓勵新經濟這一問題上，就要看新經濟帶來的現金流是否大于其摧毀的現金流；說到當前是否應該減稅，趙燕菁認為，如果稅收的減少迫使政府更加依賴一次性收入，減稅會適得其反；在匯率高低問題上，如果能創造更多的現金流，即使資本項不平衡，也應該下調匯率。

所謂經濟轉型，就是從資本型增長轉向現金流型增長。主要的政策目標，就是將已經形成的存量資本，盡量轉化為真實的現金流收入。

趙燕菁認為，存量規劃就是要盤活存量資產，給資產尋找現金流。比如，地下管廊、道路停車等等。而公共服務的“免費”并不都是好事。因為其樓市的價值（好GDP的減少）都會外溢到資產估值（也就是壞GDP）的升高上。而橋梁收費、水電收費、垃圾收費，甚至公園收費，都不必然是“壞”的政策。

開征財產稅的本質，其實就是將這些分散收費的公共服務，通過一次性征稅獲得現金流。在70年物業到期該交財產稅之前，對公共服務分散收費，也許是一個替代的辦法。

趙燕菁認為，房地產是中國經濟的核心，其存量部分，一定要小心不要泡沫破裂。增量部分，從拍賣一次性低價，轉為拍賣未來的現金流。我國目前的房地產問題不是供需不匹配的問題。而是貨幣問題。應該切斷金融機構給高租售比的房地產項目融資的渠道。對于其它存量住房，合法的，到期該交財產稅并自動續期。違章的，該交地租或財產稅后，辦理合法產權。

我們可以利用公共道路、管線和公共基金等公共資產，城中村等私人資產，以及征收財產稅等渠道創造持續的現金流。為了減少收費的阻力，這部分現金流可以不轉為政府收益，而是轉為居民的儲蓄，一一直接打入勞保、社保、醫保公交卡等個人賬戶。

最后，趙燕菁認為，我們的城市規劃方法需要變更。我們要變規劃決定為市場決定。原來我們做增量規劃的時候，什么都是我們規劃師定下來的。容積率、建筑，而控規既不能預知變化的功能，也不知變化的數量。按照功能一次性確定用途并收費的規劃供地模式，決定了規劃不能改性和增容。它會導致進入市場的土地，不是閑置就是違章。

對此，趙燕菁提出，未來有沒有可能在規劃的時候不規定地塊的用途，而只收基本的地價，并針對不同的用途分別收費，由市場和開發商決定其用途？這種方式的可行性還有待探討。

（根據報告整理，未經專家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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