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上午，由中國城市規劃學會主辦的2014中國城市規劃年會在海南國際會展中心盛大開幕。南京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區域規劃研究中心主任張京祥在會上就中國城鄉規劃轉型的政治經濟學做大會報告。張京祥教授接受了中國城市規劃網特約記者張超榮的專訪。

統籌城鄉規劃要多體系多領域治理科學結合                                                                                                        

張超榮：本次規劃年會的主題是“城鄉治理與規劃改革”，您剛才做了題為“空間治理與規劃轉型的政治經濟學”的精彩報告，厘清了治理與管理的關系并提出城鄉規劃的本質是空間治理，請問除了空間治理外，城鄉治理還包括哪些主要方面，空間治理在整個治理體系中充當什么角色？

張京祥：從宏觀上說，國家提出了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如果一定要進行治理體系或領域劃分，我想除了空間治理外，最起碼還有政治治理、經濟治理和社會治理等。所謂政治治理主要指國家的政治制度如何讓國家的行政體制更加民主、法制、高效；所謂經濟治理是指如何讓國家的經濟體系運轉更加健康，如何讓市場更加規范、有效地去配置資源；社會治理的內容是如何創造或塑造和諧社會，彌補社會裂隙，促進社會認同等；空間治理主要指規劃如何通過空間資源的分配、使用來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

空間治理與政治、經濟、社會治理是密切相關的，所有其他領域的治理，最后都和空間治理直接相關，空間治理無法去回避這些問題，甚至其他治理都將體現在空間治理上。譬如剛才我在主旨報告上談到的廈門PX事件、杭州垃圾焚燒廠事件，它們實際上可能是和政治治理、經濟治理、社會治理相關，但最后都表現在了城市空間建設上的矛盾，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規劃界樹立治理理念，把規劃從過去簡單工程技術型的思維轉向對治理的認知，實際上是使得規劃如何去更加匹配現在社會經濟發展的變革，使得規劃在整個工作中更加主動、有效的很重要的方面。

城鄉基層治理體系要保持開放心態，促進公眾參與                                                                                                 

張超榮：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看得見山，望得見水，留得住鄉愁”的新精神對鄉村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而目前業界對于鄉村治理方向未形成共識，請您結合規劃改革談談。

張京祥：關于鄉村治理，同樣它也涉及到政治、社會、經濟、空間的方方面面，我覺得前些年我們國家在鄉村治理方面已經做了很多的工作。譬如推行村委會直選，我國70%以上的人口已經享有直選的權利，這是一項很重要的治理改革，實際上這就是政治治理的改革；在農村推行的社會保障、合作醫療體系的改革屬于社會治理；農民農業稅的減免、經濟上的扶持屬于經濟治理；也有空間的治理，譬如規劃界做的鄉村規劃和鄉村建設。

從規劃界來說，村莊治理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是我們還沒有充分地從鄉村治理的角度去認識鄉村規劃建設工作，很多人批評我們是帶著城市規劃的思維和價值觀去做鄉村規劃，把鄉村做得像城市。或者說規劃師是把自己作為高高在上的技術精英去給農民做鄉村規劃，認為農民不懂，自認為我們有專業技術，能做出的是漂亮的鄉村，農民應該很滿意，應該住進去。但事實上，鄉村經濟社會發展在國家社會、經濟發展轉型時期也面臨很多矛盾，所以規劃師如何摒棄城市型的思維、技術型的思維、精英型的思維，真正地考慮農民利益的訴求，或者是換位思考，站在農民的角度去思考，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這次規劃年會有一個論壇，主題是“社區規劃師是技術員還是協調員”，過去規劃師更多的是作為一種技術員，現在是協調員，不要以規劃技術、規劃師的理念先入為主，要充分尊重農民的意愿和想法，用規劃的專業技術去服務他們的訴求。在臺灣等地都在講一個詞，叫社區營建，就是解決鄉村的問題最根本的還是農民自我激發對鄉村的熱愛，對家園的熱愛，然后實現他們自己的發展訴求，規劃師、政府以及其他社會經濟力量都是提供了一種幫助，而不是簡單地取代他們。

要以三大理論為根基促進我國規劃學科的轉型發展                                                                                                 

張超榮：前一段時間新浪微博掀起了“傳統城市規劃已死”的激烈討論，而您在規劃學科和行業發展方向等方面有持續、深入地研究，特別是去年出版了《當代城鄉規劃發展思潮》，所以請您談一談我國規劃學科的根基及學科未來發展的主要方向。

張京祥：所謂的“傳統城市規劃已死”是一種夸張、刺激性的語言表達，實際上更準確的說是在國家政治、經濟發展大的環境變化下規劃應該轉型。過去規劃的思路、方法、模式已經不適應新的要求，應該研究規劃如何去做適應性的調整，所以我個人不一定贊成說“規劃已死”，應該說是規劃轉型。

另外，我有一個重要的觀點是對任何事物、人物的評價都應該放進特定的歷史環境中，今天可以對中國過去的規劃有很多的批評，物質形態強、不注重以人為本。但是為什么會是這樣？其實在當時快速發展，空間管制失控、大建設的時代，可能物質型、技術型的規劃更管用，更及時，更有效。當然當今社會變化，社會矛盾更加突出，做那樣的規劃已經不適應了，我們可以去批判，但是不能說沒有歷史價值，這是不正確的，因為任何一個事物都應當放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去評價。

有人說過這么一句話，我覺得很好，他說：“認識自然現象是越近觀察越好”，觀察一個事物，可以用分子去分析，分子不夠用原子，光學顯微鏡不夠用電子顯微鏡，越近看的自然事物越真切、越準確。但是認識社會現象和事物往往可能是離得越遠越好，當你身處其中的時候可能會受到各種局限，不能做出客觀準確的評價，但是可能過了一段時期，把事物置于歷史的長河中，再去評價它，可能會更加客觀。所以對中國的城市規劃來講，風風雨雨幾十年，有成就也有很多的問題，但是不宜簡單的否定，應該更加客觀地來看待它。

另外，關于中國城市規劃的根基，自新中國成立后，規劃是受蘇聯的影響，之后停滯。到改革開放以后，基本上是受西方的觀念、理論、學說影響，采用的是一種拿來主義的態度，面對遇到的問題，搬來西方理論，不好用的話再換，所以許多的新理念、新理論我們都知道。現在很多人說西方學者別再跟我們講他們的規劃理論，這些我們都知道，遵循了很實用主義、拿來主義的態度，但是這樣的問題反映的事實正如規劃學會石楠秘書長所說的，中國現在的規劃界，是一手的實踐，二手的理論，轟轟烈烈的規劃實踐下是我們很少的原創規劃理論。

如果說的再大一點，按照我們習總書記說到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等等，那規劃到今天可能確實面臨一個問題，正如剛才提到的中國規劃的根基，那其實就是說我們中國本土的規劃理論、方法是什么，這個是我們今天必須去思考，必須去探索建立的。

就我個人理解，中國理論應該有三個源頭，第一是中國快速城鎮化的現實背景，這是人類有史以來其他國家都沒有經歷過的，這么大規模的、迅速的城鎮化以及帶來的復雜的、嚴峻的問題，所以在這里我講一定會成為我國本土城鄉規劃理論成長的豐厚土壤。第二我認為是西方規劃理論的借鑒，我剛才講到的是我們不能簡單的拿來主義，但是人類社會先進文明成果我們當然要運用，畢竟西方國家經歷的工業化、城鎮化比我們早，他們有很多的理論、經驗是值得我們借用的，拿到中國來可能面臨一些改造和再調整。第三就是中國傳統的文化思想，剛才我報告中也談到了中國傳統的文化價值觀，以及傳統的空間規劃、環境營建中的很多手法實際上對于解決當今現實問題，探索高密度環境下的人居環境如何去更加美好地塑造都有很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