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上午，在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學術工作委員會承辦的2014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年會主題論壇“城鄉治理與規劃改革”上，學術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深圳蕾奧城市規劃設計咨詢有限公司的王富海董事長從立法的角度，發表了自己對城鄉治理與規劃改革的看法。

　　王富海認為，社會治理現代化，意味著沖破中國一直持續的行政主導的傳統，引入多種力量參與社會運行。只有建立相關的法律體系，才能保障并規范新的治理機制。

　　然而，治理理念首先沖擊的是我國現有的法律體系。首先把法律定義為“把統治階級的意志化成社會規范”，立法是單向的統治工具，極少多角色共同協商；其次在內容上，更多體現管理部門行使權利的程序設置，甚至法律之間不協調；第三執法要求不嚴，過多強調權力行使對象的義務，較少追究執法者的義務，導致執法部門具體行為的趨利避害；第四在實效上，可以宣稱已建立較全的法律體系，但遠未達到法制社會程度。

　　城鄉規劃法也不例外。設立多層次法定規劃和一書三證制度，由政府單向決策并實施管理，雖有公眾參與的程序設置但無細則，即便政府內部，上下左右事權重疊交叉，規劃權力全方位、全過程覆蓋但邊界模糊，違法行為描述不清晰，尤其是管理者責任不明，導致執法者違法責任追究過松，執法相對人違法行為界定過寬。

　　進入治理語境，規劃改革首先要從立法開始。總體規劃的審批權應當回歸地方，成為權力更民主、更可持續的地方人大事權，涉及到國家和省級權限的內容，相應級別的政府應當提出明確且各部門協調的要求，并對地方規劃中的落實情況進行驗證。控規要破除當前重法制化輕科學性的弊端，近剛遠彈，并尊重集體土地自治權力。在下一階段城市發展更大程度轉向存量更新、土地使用權分散的狀況下，規劃決策更應打破政府單向決定制度，建立多方協商機制。